有时候又不确定。

她来自深圳，现在是香港大学社会学专业大一学生。尽管在这里生活学习了一年，能流利地操持粤语，学会了用英语聊天，但对于身边的世界，就像这个面积不大但地形复杂的校园一样，既熟悉又陌生，有时还会迷路。

一个已经毕业的学姐曾告诫她说：相逢容易，融入很难。“首先，你必须面对两种文化的差异，然后，你要去克服多年的生活习惯，重新树立起人生观和世界观。”

但一切真的很难。

在位于番禺的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校园里，刚从考场上出来，穿着黄色运动衫，短裤，球鞋的Roy也这么认为。他跟身边走过的同学没什么两样——他的普通话甚至比一些广东人还要利索，用他同学的话说，就是“不像香港人。”

“香港人又没什么标签，”他说，对于他的同伴，绝大多数香港年轻人来说，内地充满“贫穷”、“落后”等字眼，现在，他来到这里，试图穿越这层迷雾，去解开。

她尝试去支持“情色版风波”中的校报“同行”

他在“单纯”的校园中不断被告诫努力读书读书

刘鹤被叫起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这种情况似乎很少见，在香港大学学生会编委会，刘鹤担任财务秘书，她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开源节流，以保证编委会和《院报》的正常运作。上一期的院报已经付印了，一般情况下，这时候应该是稍做休整等待下一期院报的筹备。

令总编辑紧张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学生报》的同行。这份向来言论大胆的报纸去年12月增设了“情色版”，内容以文字为主，并辟有性信箱、性故事、性爱的书评、含有性素材的电影。近来更有挑战尺度之举，其中一期有一项问卷调查，提到了几个有关被访者是否有乱伦、人兽交等性幻想的问题，并附上一些可能让读者联想到性的涂鸦。

关键在于三个问题：

“你最想和哪个家庭成员做爱？”“你最想和哪种动物发生性关系？”“最想于中大边度做爱？”

媒体哗然，校方如梦初醒，5月9日，中文大学教务会学生纪律委员会审议后，公开批评“情色版”超出社会的道德底线，有损校誉，决定强硬制裁，要求创刊37年的《中大学生报》不得再刊载不雅及粗鄙内容，且向出版委员会12名学生发出“严重警告信”，并将惩以处分，最严重可开除学籍。

学生也觉得“情色版”内容过火，有53人联名，狠批“情色版”，并要求“回水”(退钱)。中文大学学生会有近两万名学生会员，每人每年缴交87元港币的会员费，其中30元配予学生报的经费。

《中大学生报》编辑部向媒体解释“情色版”的创办宗旨——希望打破一般“性是男人对女人的淫欲发泄”的成见，“让同学敢于由衷说出亲身经验和想象，才是求真相、问为什么的第一步”。他们坚决捍卫“情色版”言论自由，甚至举起抗议的布条，抗议校方开会决定处分，而且不让学生编辑面对面答辩等于黑箱作业。事件引来各大媒体关注。

最终，《中大学生报》被送交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初步审定该刊物二月号和三月号为二级不雅刊物，一旦定罪，学生报主编将面对最高刑罚——罚款40万元港币，入狱一年。

刘鹤以及其他编委会成员被紧急召来的目的，正是讨论如何声援同行。这是20年来，一直在内地接受正统教育的姑娘，第一次遭遇关于“性”的讨论。之前的初中生物课，她跳过了“生理”这一节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现在想起来还有些面红耳赤。

编委会的本地生，可以找出上百条理由，从法律、道德、言论自由等等各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大学里的学生讨论应该没有禁区，要守护言论自由。而刘鹤要从20年的生活阅历、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来搜寻印证符合这次讨论的话语，似乎有点困难。

“呃……妨碍了言论自由，”她说，除此之外，可能再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作为一名旁观者，她在附和众意。

会议很快结束了，要赶上新的一期《院报》，显然是来不及了，经过一番头脑风暴，他们最终决定出一期号外。紧随其后，香港大学学生会也发表声明：《促请中大校方收回裁决，反对审裁处双重标准》。

“校方第一个反应是处罚学生(指责他们毁坏学校名誉)，而不是保护他们，别说学生心冷，外人看了也反感。”号外似乎很受欢迎，才放出去，就被一抢而空。

在香港大学校园里，这位“品学兼优”的内地尖子生第一次尝试了站在学校的对立面，“这是一起典型的价值观冲突事件”，她说，并且认为，“我们是对的。”

“这也只有在香港的大学才会发生，在内地，是不可能的事，”Roy也从网上看到了“情色版”的消息，他对此评论说。他现在是中山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他几乎不看现在的校报，报纸上刊载的，除了领导讲话，便是领导行程，他找不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

广州大学城深入城郊方圆几公里，独立的教学楼、宿舍、食堂、商场、球场，甚至穿梭其中的校园巴士也是独来独往。在这里，校园与社会被尽可能地隔离开来，路上走着的人，除了学生还是学生，篮球场上挂着“预祝大学生城运会成功”的横幅，更多的是，“热烈祝贺××杯篮球赛开幕”，年轻的学生在场上挥汗如雨，也有情侣依偎走过。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会让你强烈地意识到，你身处校园。

而学校也将这种保护看作责任，不要被社会上的种种思潮渗透进来，拒绝任何有悖“德智体美”的陋习，如果有可能，甚至连谈恋爱也是被禁止的。如果Roy要走进女生宿舍，那意味着他必须在宿舍管理员面前签字，等被许可后才能被事主领进去。但事实上，在校园里懒散而有闲心徘徊的，除了情侣，还真找不到单身汉。

跟其他同学一样，Roy进学校后，被告诫努力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拿到好成绩，才能做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最重要的是，才能在期末考试中过关。

他选择了去内地读大学，轻松过关

她在1000多人中突围而出，考入港大

1997年7月1日，Roy记得自己是坐在家里，观看“香港主权交接仪式”，那年，他10岁，小学刚刚毕业。

回归仿佛只是一档电视节目，对这个香港普通工人的儿子，并没多大触动。他父母下班后也很少谈及政治，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是家庭开支，是经济萧条下却日益高涨的香港物价。

倒是在他的小学同学中，30多人的班上有两个移民了，“他们对回归后的香港感到恐慌。”除此之外，太阳照常升落，他甚至没有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庆回归活动。

总之，日子就这么过，Roy顺顺利利地在St·Framcis College读完初中、高中。对于内地，就像从小被富人家抱养的孩子，等到和亲生母亲相逢那天，他们甚至还很陌生，无法融入对方的世界。“如果你不想读港大，没关系，可以去重考，没必要去内地念书啊！”这是当他准备到中山大学读书时，高中同学对他的劝告。几乎是绝大多数香港年轻人的心声。

其实，“母子”之间，一直都在努力尝试着，交流和融入。回归第二年，香港高校便开始在内地招生，却是小心谨慎的，各大学发愁的是在内地的声望不够，并且争论也没有停歇过，香港高校的学位本来就有限，对内地招生，此举认为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但有一点，连最自信的香港人也不得不承认，香港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内地的支撑。2005年10月中旬，两地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不仅给予所有香港产品零关税优惠，还将开放咨询、会计等服务行业，并进一步放宽香港投资者开办、经营电影院于旅行社的条件。如果要加上一条的话，香港学生到内地读书，几乎是条直通渠道。

2005年6月，Roy报考香港大学管理类专业，却因分数不够转被建筑类专业录取，这是他极度厌恶的专业。跟内地高考失意生一样，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勉强自己，要么复读来年重考。

因为是香港人，现在有了第三条路。有一天，Roy的妈妈在旺角看到中山大学招收港澳台学生的广告，单独招生，只需考英语、数学、中文三门科目。

“Roy，你去试试吧，”妈妈说。

Roy跑去跟他的同学商量。意料之中地听到了一面倒的意见，“他们不是不知道清华和北大，但如果要让他们在香港和内地两个地方选，他们宁愿留在香港，”这就是同学给他的答案。

他自己心里也有想法，与其勉强自己，还不如去内地读书，中山大学也是全国有名的高校。

考试很容易，只是在中文考试面对“千山鸟飞绝”时，他答不出下一句。香港学校几乎都用英语教学，中文教材古诗的比率极其有限。

很快，他便收到了中山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后来他终于知道，凡是参加考试的，几乎都被录取了。

与此同时，19岁的女生刘鹤也在面临高考的压力。内地学生要考入香港高校，甚至比高考筛选还难。2005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250名考生，却同时把11名面试不佳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引来南北媒体的高度关注。

有评论指出：它让我们看到，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在素质教育体制下可能连门都进不去。

刘鹤正是这250名考生之一。巧合的是，她也是因为对大学录取的专业不感兴趣，而转投香港大学。只是她的路，比Roy艰难得多。

在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前，她最想进的大学正是北外，但她却不喜欢金融专业。她同时又向香港大学投递了简历，高考成绩出来后，过了港大的分数线。在外语学校的经历让她在全英语做答的笔试和面试中得益。当年深圳市有1000多人报名港大，最后只录取了2个。

2005年下半年，刘鹤在中山大学度过一学年的悠闲时光，然后踏上了香港大学的求学之路。

她被指责“你们占用我们的资源，不懂文明礼貌”

他最搞不懂的是，内地大学什么都要跟政治挂上钩

“为什么要计划生育，为什么只生一个孩子，你会不会觉得孤独？”

刘鹤在香港大学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多人问及的问题。这时候，她便会耐心跟香港同学解释，“我们的国情，人口密度大，如果不遏制，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阻碍，”她说。但是否恰当，心里也没底。

在一些香港同学眼里，内地没有治安好的地方，令他们不敢来内地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只要一过罗湖便会被抢。刘鹤尽力给他们解释，有时候也会愤怒，一个同学说：深圳啊，我知道，深圳的桑拿很多，按摩推拿很便宜。依此类推，整个内地都是莺歌燕舞之地。

刘鹤很不喜欢他们这样说，她耐着性子纠正他们，“其实不是，深圳有好多漂亮的地方，你们下次到深圳，我带你们去。”

这看起来是个笑话，在同一个国度里，双方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对于内地的了解，甚至低于英国。刘鹤8岁便随父母移居深圳，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城市，她每天都看香港TVB的节目，她觉得对香港有了一定的认识：香港文化中西结合，跟传统文化会有些不一样，比如说，香港人平时讲话，会讲着讲着，突然带出一句英文。

而现在，刘鹤也做到了“脑袋里面有个转换器，一会白话，一会普通话，一会又讲英文。”

但事实上，这一切远远不够。在香港大学校园内，本地生和非本地生有时候一目了然。“衬衫插到裤子里，衣服老土”、“等公交车不排队，图书馆内高声接电话”、“不合群，为找工作不择手段”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来自内地。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大部分内地生成绩非常好。去年港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十个一级荣誉，有八个被内地学生拿走。一名香港学生怨恨地对刘鹤说，“原来你们没有过来的时候，什么一级荣誉啊、奖学金啊，全是我们的，现在你们来了，一级荣誉我们想要拿到基本上很难。”

今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内地学生刘翛在《中国青年报》上讲述了他的一个北京同学“逃离”香港理工大学的故事，这位同学认为：香港怪怪的，香港人也怪怪的，长相、打扮都怪怪的，他不适应、不喜欢这里的许多东西，再也不想勉强自己，宁可回去复读再考内地大学。

这个学期开了社会学课，老师讲了新移民。刘鹤在课堂上看香港学生的表述，才知道香港人是这么不喜欢内地学生，“你们占用我们的资源，不懂文明礼貌，”刘鹤听到这些话时，有些震惊，继而明白为什么双方潜意识里是排斥的。

Roy感到被排斥的时候，除非是在上政治课。2005年10月，他来中山大学的第一堂课，听了40分钟，发呆了40分钟。“中国(内地)的政体、主体、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他都不懂，而这些是内地学生初中课程便已熟知的内容。

中山大学此后便有规定，港澳台学生可以不修政治科目。

“主要还是语境问题，最搞不懂是，在内地大学，什么都要跟政治挂上钩，即便是专业课，比如经济学，老师第一堂课讲授前言，‘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Roy听得莫名其妙，“有什么意义？”

他记住了此行的目的——学习工商管理的专业知识，却淡忘了要解开内地与香港隔绝了一个世纪的谜。他来到了这里，却依旧陌生，中国历史古代史部分还能熟知一二，但年代越近越迷茫，“国共十年内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共和国走过的经历，Roy觉得比想象中还要生疏。

“一度以为，我来到这里读书，可以很轻易地融入进去，”Roy能够背诵中国大部分省份，但实际上他只到过三个地方：广州、湛江、佛山。但有一点，他跟内地学生已经没什么分别了，那就是每天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间来回反复。

他渐渐学会了插队“抢”饭

她还是融不进活动种类繁多的Hall文化

6月10日下午7点，从寝室出来，Roy沿着老路线，走进中大食堂二楼，灯光熄了一半，留下黑白分明的空间，学生们抓紧晚餐最后一点时间，“再过一个小时，连食堂都关门了。”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也是他不能适应的。

炒菜窗口前围了很多学生，厨房里只剩下最后一点饭菜了，大家都向前挤着争取到最先的名次，Roy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容地插入人群中，他身子倾斜着，把站在左前方的女生挤出了包围圈，他把盘子放上窗台时，女生朝他瞪了一眼，但Roy看不到，他正在用粤语跟厨师点菜。

半小时后，他的此番争斗终于有了成效，厨师叫到了他的名字，而女生还站在原地。“在香港我不会这样，”他说，“但这是内地，你老老实实去排队，别人都吃完了。”

Roy觉得已经习惯这种场合了。刚来的时候，他也排队，但最后一个老是他，又浪费时间，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排队，大家都乱糟糟的，光靠一个人有什么用？”

他说，回到香港后，应该又能做到文明而有序。“如果这也算一种融合的话，”他又笑着解嘲说。

在宿舍，Roy和班上其他三个男生住在一起，这里只是一个睡觉和上网、休息的地方，仅此而已。Roy甚至试着参加学校社团，这是一条能快速融入彼此的捷径。大一时，在中山大学名目繁多的社团里，他挑中了“会计营销协会”。他满怀信心，认为能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香港读高中时，学校也有很多社团，戏曲、乐队、演讲协会等等，他是“民俗文化协会会长”，平日里搜寻资料，制作展板，组织演讲都是必须工作，而每个会员也都像对待学业般认真对待。

报名后，学长说了一句，“可以了，有活动便通知你。”Roy等到期末，也没有等来通知。现在，他甚至连学长的模样都忘记了。

每天，刘鹤也要沿着固定的路线，从教室到宿舍，回到她们称之为Hall(舍堂)的地方。“香港高校，是没有班集体的概念，下课后大家各自散去，最终却回到同一个地方——Hall，由此形成了香港大学最重要的校园文化。”

在入Hall迎新仪式上，所有新生站在讲台上，轮流让老生提问，最长达50个小时，不分昼夜，每届都是如此过来。刘鹤被要求访问楼里的每一个人，然后在凌晨12点，站在台上接受问话，“你为什么还有一个没有访问到？”台下发问。

刘鹤老实回答说，“我去的时候她不在，打电话又联系不上。”

“你觉不觉得这样的后果是你做事效率很低造成的？”

刘鹤彻底无语。

Hall的活动种类繁多，每个Hall都有自己的文化专长，或者体育或者文艺，比如舞蹈、合唱。还有每年一次的舍堂节，每月一次的楼饭、高桌晚宴，以及每周一次的楼会。高桌晚宴通常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穿得很正式，着晚礼服或者西装。

香港学生热衷此事，从小学到大学，他们一直没有走出过家门，现在有了独立操持的空间，他们乐在其中。但大部分内地学生都不会习惯这种强迫性的归属感。在一次迎新会上，一名站在台上的本地生斥责内地学生没有礼貌，居然在底下打瞌睡，“我为什么要陪着你们浪费时间？”内地学生反驳。双方争执起来，一直到现在，刘鹤所在的Hall里，本地生和内地生之间的关系还在僵持中。

6月5日，她从教室回来，在电梯碰到了几个香港学生，她们没打招呼，一句话没说，沉默着一直到12楼。

前段时间，每个学生的邮箱里都收到了香港大学学生会发送的一份《舍堂收生制度》改革草案。起因是每个内地生都可以住在舍堂里，而本地生是要面试的，看是不是符合这个Hall的文化，只有通过考核才能入住。因此香港学生建议学校一视同仁，用同样的制度来筛选谁住Hall。

这引起内地学生普遍不满，内地学生联谊会向港大学生会提交了咨询案。直到最近才有定论，学生会称：这项制度两年或者三年后施行，保证这批内地学生到毕业前都能住Hall，往后的就不能确保。

刘鹤松了口气，同时她也意识到，一道无形鸿沟，已经横在香港和内地学生心中。

“我来这里是为了学知识，我只要努力读书，对得起父母就好，”她说。跟Roy一样，除了学习，另外一些东西开始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