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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代村官：人才培养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赢
2006-8-2 8:09:27
“上星期全村开大会时，有村民就对小黄说了，眼看着现在种地不挣钱，土地也越来越少，工厂倒是多了，可哪有工厂要我们这样40多岁的人呢？大学生有能耐，能不能搞点项目，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场子，让我们一天能挣个十来块钱，也心满意足了。可是，小黄能有什么办法呢？”刘香云说。
对此，黄腾宇也有些无奈：“国家号召大学生来到农村——尤其是今年，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当这么多大学生来到农村之后，国家是不是应该再出台配套的政策为大学生在农村大展拳脚提供便利呢？”
“村助理在农村工作的核心应该是增加农户的收入。就我自己而言，有时我有很多想法或设想的项目，而且可以形成有目的、有计划的调研报告或实施方案。能否就此报上级或有关部门，经过论证、审核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或资金上的支持呢？”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但是这个支点由谁来给？怎么给呢？”豪言壮语的背后掩盖不了黄腾宇的困惑和期待。
与制度环境的欠缺相比，大学生与村民之间的观念博弈同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我有心理准备。”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的胡妍（化名）清楚，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有大量的说服工作要做。
“我们村大量种植栗子和核桃。但长期以来，村民们所习惯的模式就是有了收成就拿去卖钱。我们想说服村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急着卖出栗子和核桃，应该追加投资设立工厂，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赚取更大利润。但村民们都觉得尽快拿到现钱心里才踏实，多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
胡妍认为，观念无法对接的背后涉及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农村究竟是交由本地人治理好呢，还是交由外来的大学生治理好？
“新农村该怎么建设？村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农村？这是我们这些大学生乃至所有的‘城里人’不熟悉、不了解的——应该把当地干部的经验和大学生的知识文化结合起来协同治理。”这是胡妍给出的答案。
魏洪亮看问题的角度则有所不同。
“如果用农村本地人来取代我们，那只能算是村委会班子的扩充，新意在哪里？我们不能一上来就嚷着改变一个村子，而是要协助它发展。只要采取令人舒服的方式，我想，观念的差异不会成为交流的障碍。”
酝酿中的“双赢”之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今年2月撰文指出，大学生当村官是人才培养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赢之举”：一方面打造了人才培养和锻炼的新模式；另一方面，破解了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困局，促进了新农村建设。（2006年2月9日《人民日报》）
团北京市委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对于下到基层，走进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在相关岗位上肯定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没有哪所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包打天下的知识，重要的是，大学生们已经在学校培养了良好的学习能力。只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一定会把自己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今年我们在招募赴基层服务的志愿者之前进行了岗位需求调查，结果基层要3000多人，我们共招了1500人——这充分说明基层对于大学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用的认同。抛开各种阻力、困难不论，我能感到大学生和基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认同感和交流愿望，而这种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力量将会极大地推动‘双赢’局面的出现。”该负责人表示。
成长中的中国新一代村官将会是什么样？建设中的新农村又会是什么样？——真正意义上的“双赢”局面并未来到，但是时间在提醒我们，新鲜血液正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脉搏暗暗涌动：
2005年3月，黄腾宇和他另外2名同学看到了平谷区村官招聘启事：3人应聘，2人过关，落选之人远赴海南出任村官。
2006年2月，北京市村官招聘大幕拉启，成千上万毕业生报名竞聘，在报名现场有人说“能来这里报名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有信心！”（2006年2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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