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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广州日报记者 谢绮珊、邱敏     实习生 郑晴虹

　　图／谢绮珊

　　19日的北京黄尘飞扬，在人民大学西门对面的盛唐饭店，本报记者找到了董博士的丈夫马先生。这几天，他和亲属们都被学校安置在这里。这里离夫妻俩栖身三年的品园不过10分钟的路程，但马先生一直没有回去过。

　　这是事发后，他首次接受平面媒体的专访。傍晚时分，房间里一片昏暗，13岁的儿子已送回山西，但他眼前似乎总晃着儿子揪着他手臂的场景，儿子哭着说：“为什么不看好妈妈，我说妈妈会有事的。”

　　马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同样今年毕业。他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际，正遇儿子之事小生出困惑，偶尔翻开儿子三年的综合评价手册，竟然没有一次我的签名，内疚感油然而生，在此只能向她道一声谢谢。”没想到，妻子却匆匆告别了人世。

　　董锦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3级博士，今年40岁，山西人。1990年起在山西平面媒体当记者，成为主任编辑，直到2003年。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994年至2005年中国都市报的运营模式”，论文得到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工作也已签约中央民族大学。

　　马博士问记者：“其实我爱人是个女强人，这么一个女强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也许是这些天一直萦绕他心头的问题。

　　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事发当天的所有细节：儿子早上去上学的时候，还问妈妈几点了，她清楚地说：7时20分了。而这竟成为她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8时50分，她便从宿舍楼10层半的窗户跳下，急促地了结了一生。11时多，马博士获知消息。

　　在马博士的心中，妻子一直是女强人式的人物，直到这一刻，他仍然自叹不如：“她的勤奋刻苦是罕见的，从不白白浪费5分钟。她也不是一般的优秀，一年时间就发表了23篇论文，有14篇发表在核心期刊。其实按照要求发两篇就足够了，很少有人能达到她这个水平。博士三年之中，她得过吴玉章奖、论文创新奖等五个奖。现在工作也算找到了，马上就要到中央民族大学去任教。而且在这期间，她还要带孩子，孩子主要是她在带。”

　　虽然手头并不宽裕，但为了专门从事研究，董博士从没在外做过兼职。她的履历上写满了“优秀”：导师是被称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的方汉奇，方汉奇与王中、甘惜分是我国最早的三个新闻学博导。30多年来方汉奇总共招有34个博士生。2005年，董博士获得了吴玉章奖学金，奖金为5000元，是人大学生的最高荣誉，她写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急速升温的观察与思考》的论文在中国首届新闻学子论文赛中获得一等奖。她的论文评审一共送出五份，返回来三份，都八九十分。

　　丈夫：

　　女强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我知道她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见证了她长期形成压力的过程。很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压力累积使她对社会失望，各方面的压力加起来超过了她能承受的限度。”对于40岁的妻子是否在就业过程中遭遇大龄、性别歧视，他说：“能感觉到有，但说不出来。”    

　　他谈得最多的是儿子的就学，儿子三年前随他们来到北京。因为马先生是委培博士，户口还在山西，董博士是人民大学学生集体户口，不可能给儿子谋一个北京户口，所以儿子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小借读。今年六年级即将毕业，面临升初中的问题。“这加大了她内心的压力，也是造成她自杀的原因之一。我儿子天资聪慧，每门成绩不下97分，虽然一年在北京要花费两万多，但我们举债累累也要让他上。坦率地讲，我的小孩如果参加北京市的考试，完全可以上最好的中学，他有这个水平。我们想让儿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曾苦苦地求过北大附中，还是被拒绝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