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毕业生对学校催交就业协议的做法强烈不满，一面是从学院党委书记到各系系主任都被就业率这个紧箍咒紧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现象对于高校来说就是一种无奈。”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孙柏英认为，就业率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对高校、高校对教师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这是造成高校对就业率统计数字“百般重视”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则认为，由于高校隶属于政府部门或直属教育部，在招生规模和专业设置等很多方面都没有独立的自主权，要听命于政府或教育部。高校的就业率就成为校领导政绩的代表，成为利益链的一环，其统计结果自然很难符合真实情况。

顾海兵认为，对于高校来说，拥有不错的就业率是一举多得的事，况且就业率造假可以达到低成本高回报的成效。

“不但政府对高校的评价或明或暗地与就业率直接挂钩，而且学校的重点学科申报、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名等，都以该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为衡量标准。”他说，就业率高了，学校对下一年的招生规模便有了与教育部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加重了向考生作宣传的筹码，学校的名声也自然水涨船高。

顾海兵认为，对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工作不应让高校自己统计，而是应鼓励由社会第三方进行，这样的统计结果才会更真实、更客观，而这种符合实际的调查信息也是社会、政府、考生最需要的。

对于高校就业率造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认为，主要是不利于政府和教育部进行相关的科学决策。他说，政府部门和教育部要根据这些信息及时作出调整，如发现就业率降低，就会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毕业生就业的措施，对高校招生规模及时控制。相反，虚高的就业率就会延误社会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时机。

白教授认为，虚高的就业率也是造成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高校某些专业设置早已滞后于社会人才市场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就业。而这种情况被遮蔽了，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还致使毕业生违心地被卷入这个骗局，他们成了牺牲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业率的随意欺瞒，不仅违背了教育的本质，而且也触犯了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教育的未来，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因此更加艰巨。”

“由于高校很少能按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高校实际承担了过多的政治任务，如果当年的毕业生不能顺利就业，政府就会担心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孙柏英介绍，这对非名校的压力更大，“如山东某大学有一年行政管理专业一个班中有一半人不能及时就业，学校领导着急，政府也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下，学校不造假怎么办？”

顾教授认为，目前毕业生的出路选择日趋多样化，有的学生打算考研、考公务员，有的毕业生对工作较挑剔不愿低就，这些都会耽误他们找工作。一些毕业生不能按时定下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政府和高校应该正视这一实际情况，避免一味追求高就业率，到头来反而耽误政府决策，影响教育体制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