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学者,还是院士自身,都已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非正常崇拜的背后是学术资格的贬值。更有学者严正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6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新章程在“院士制度”存废陷入争论之时出台,对社会上改革院士制度的诸多热议,既有所采纳也有所保留。
本报记者 袁婷发自北京
另一种非正常崇拜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日程安排中,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占了不小的比例。这些活动包括各地机关、学校举办的各种报告会,当然也包括接受媒体采访。
6月14日上午9时刚过,何祚庥院士已在办公室准备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现在刚好有时间,开始访问吧。”他对记者说。这位反“伪科学”斗士,对于这些学术研究以外的活动,既感到压力,却又不忍失去这些宣传科学的机会。但此次记者采访的目的却不是宣传科学,而是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愈演愈烈的“院士崇拜”现象,探究院士制度本身是否存在缺漏。
近年来,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被学界、媒体和公众赋予了太多个人专长之外的光环,俨然一位事事权威的全才。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各地方政府和单位为院士提供种种优厚待遇,甚至评选院士成了一些省市和院校的政绩工程。这些做法,表面上看,体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与何祚庥院士一样,许多两院院士都感受到了这种崇拜。这种崇拜如今正在脱离学术的轨道而趋向于非正常。据了解,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金”评审规定,项目申请需要两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荐。院士于是成为类似的科技项目立项、科研成果评奖上的“香饽饽”。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当选院士之初的几年,几乎兼任过国家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
“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秦伯益院士无奈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兼职也不接受,无关的应酬一概不参加。”
讲座、报告和项目评审还只是临时性的,有些部门为提高档次甚至不惜重金引进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告诉记者,不少高等院校对院士待遇有一套潜规则,比如湖南科技大学引进院士时许诺,配偶随调,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技启动费用,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等。武汉理工大学制定的有关办法规定,引进院士每年只要在校工作两个月,将提供科研配套经费500万元人民币,安家费50万元(一次性投入)或18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以及每年18.8万元的院士津贴。
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在无形中加入院士崇拜的队伍。西部某省给12位在该省工作的院士配发了国产别克专用小汽车。河南省在2004年已制定政策,规定省属单位院士待遇不低于20万元,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
然而与物质利益上的崇拜相比,院士崇拜表现出的不平等话语权,影响更为深远。顾海兵教授举例说,既然你是院士,你代表着最高学术资格,是否也代表最高科技水平?如果你代表最高水平,其他人还有资格与你进行正常的学术争论吗?当一个院士对诸如非典病毒下了并不正确的断言之后,除了有其他院士出来指正,普通教授有同等的话语权吗?
遭遇学术资格贬值
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学术资格的贬值。2003年,中国工程院公布过一则消息: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间,该院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调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例部分属实,两人均涉及研究成果归属问题,还有一位导师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
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