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加坡学什么？（下篇）

2005-11-26 13:24:19

有人说，廉政光靠决心和信念是不行的。我认为，如果创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即使没有制度保障，而靠领导人以身作则，也可以在他有影响的时候保持政府廉洁。毛泽东时代也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才建国40年，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时代还没有过去，如果没有别的制度，光靠这一点也是可以保持廉政的。

　 李光耀不但有这种决心，而且长期以来确实以身作则，从当总理开始他每月拿3500新元，上世纪70年代初，他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新元提高到4500新元的时候，他还是拿3500新元，直到1985年。直到现在，新加坡领导人一律都没有政府雇佣的园丁、厨师和佣人为其服务。更何况，人民行动党不仅有理想、信念和决心，还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来保障廉政。

　 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腐败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这个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这个法律对贪污、贿赂行为作了广泛的规定；对各种腐败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其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是新加坡反腐败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很多大的建设项目都由政府投资，有80％的居民住的组屋是由政府盖的。钱权交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健全，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这种制度就是权力分配的分散化，凡重大决定都防止任何一个官员可以个人作主，而是几名官员共同参与决定，政府合同由不同的级别审查决定，各种责任非常明确。

　 第三，强有力和有效的反贪调查局（CPIB）。现有77人的反贪调查局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是防止和打击贪污贿赂的利器。它的成功在于：它在新加坡得到人民的高度信任；它被赋予很有效的权力和手段，如任何证人一旦受贪污调查局传唤，都必须前往据实报告，如果发现提供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将面临罚款和监禁处罚。新加坡毕竟很小，反贪机构能有效地监控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很容易得到揭露。

　 一国的反贪是否成功、有效，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一位专家告诉我，新加坡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污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被抓的贪官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侥幸。

　 另一重要因素是对犯罪的规定必须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再考量各种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或者认为违法的太多了（如法律规定官员接受1000元即为受贿，不能因为人数太多就内部掌握接受1万元才处理）等因素。这样，就把制裁界线给模糊了，人们不知界线在哪里，就会得寸进尺。新加坡这方面非常干脆，只要发现触线的人都会受到处理。60年代，曾有一位部长反对购买波音飞机，但私下透过人向波音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有偿服务。被告发后，尽管只是嫌疑，李光耀也果断地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部长最后被人们唾弃潦倒落魄。

　 第四，政府公开透明。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败之源。公开透明包括各方面，政务公开透明，所有的办事程序都法制化、公开，如某工程招标，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人们有怀疑，可以投诉。有关部门都应提供材料，并作出解释。

　 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包括对李光耀本人的投诉也不例外。1995年，有人投诉李光耀父子在购房中有不公正交易。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李光耀和李显龙（当时副总理）两处购房过程。调查表明，这两处购房在预售中发展商给他们父子10％以内的折扣。成交后由于市场房价飞涨，于是有人就向有关部门投诉。李光耀要求将调查结果彻底公开，并把它提交国会讨论。在辩论中，反对党也认为这个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由于不遮掩，完全公开披露，使此事完全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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