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老师！这是至少九年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十年前，我的周围也曾有过这么一群如饥似渴的学子；其间我的生活出现了大转折，但不曾想到的是，从天涯海角归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得以重返大学讲坛（香港中文大学和九龙总商会联合举办“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笔者应邀为客座教员）——虽然我知道，这决非十年前的重复，因为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已经切切实实地改变了。

面对学生的发问，我该说起什么呢？也许十年前我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可不费吹灰之力，但今天我却有些踌躇，因为在这个问题背后，我看到了几十年来东西方教育思想撞击而产生的火花，更看到了十年来我自己在这片火花映照下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

“思考能力。”虽然有踌躇，但我还是比较快地给出了问题答案。

思考，还不容易吗？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里，谁没有思考的机会和能力？显然，一个简短而未加任何阐述回答，并没有“喂”饱几十个如饥似渴的年轻脑袋。这情形，一如在德国对大学生说“知识是思考的基础”时，那些日耳曼面孔的反应：“在信息开放的社会里，获得知识还容易吗？”

然而，在信息开放的社会里，知识基础和思考能力真的是说来就来的吗？让我们从几个故事开始：

——旅德作家龙应台，年内应邀赴上海某大学演讲，其时正是钓鱼台风波掀起巨浪之际。演讲后，龙应台与几位研究生共进午餐。席间，一位学子问龙应台对当前这场风波的看法。龙应台平静地答道：“我还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料一句平静的回答，引来的却是学子的强烈不满：“对这么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你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对此，龙应台的回答更为平静：“因为我读到的仅是日方和中方媒体的表层报道，我还未来得及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层的研究，我尚缺乏关于这一问题的完整历史背景和系统的国际法资料……”

——本报大学接待室里，一名来自图宾根大学（笔者母校）的德国大学生，为撰写关于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硕士论文，而向我提出一大堆事先已写在纸上的问题：民主党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舆论喉舌？《九十年代》倒闭后，香港自由言论的空间还剩多少？……“嘿！朋友，”我不得不打断他，“你这不是在做学术，你这是在准备写政论文章。学术该怎么做你知道吗？你应该把表层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原因一层一层地剥开，细心地描述、整理之后再合上重新放在人们面前，而不是用一种模式来为你既定的结论寻找实例。你应该像个外科医生，在你面前总统和清道夫的身体都是一样的。”话听来不甚礼貌，但却可能是一个博士能给予一个硕士候选人的最好忠告。

——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尤其是演讲后来自北大年轻学子的尖锐挑战，吸引了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也包括我。对比我的大学时代，以及十年前当时的学生，今天北大学生挑战“世界警察”的无畏，使人看到了蕴藏在中国年轻一代身上的希望。然而，在浓浓火药味的背后，我似乎又嗅到了一丝冲动和浮躁。中美两国几十年恩恩怨怨，东西方文化次序几千年曲折重重，这后面同样有着一层又一层的背景，并导致了今日人们一层又一层的情结和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态。平静地解开它们，细心地理清它们，也许是这一代中国人面对新世纪最为迫切的任务。平静的背后是理性，不是情绪；是平视，不是仰视或俯视；是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的独立和全方位的思考——思考的结论只能来自剥开事物表层后对其内核的细心观察和分析，而决不能有一个——哪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既定结论来覆盖这一思考过程。

“想不到看世界会变得这么复杂。”年轻的面孔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