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从1998年1022所,猛增到2004年1731所,在校学生人数从1998年643万猛增到2006年底2500万。其中仅1999年扩招学生人数就增加了50多万。高等学校过速发展带出多方面问题,尤其是为了建立新学校的资金问题成为沉重包袱。
国家审计长李金华在审查了几所公立大学账目后,发出这样的警示:当心大专院校过度向银行借贷造成对国家金融业的冲击。中国社科院2006年发表的社会发展蓝皮书则估计,公立大学仅2005年一年拖欠的贷款大约在1500至2000亿元人民币之间,是一笔不小款额,而严重之处在于看不到贷款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能力偿还,因而,如果情况无法获得改善的话,很可能便会成为坏账。
煞住浮夸风
大学过度借贷问题在两会期间受到关注,在小组讨论上有人大及政协代表就这个问题发表了12项动议,足以反映问题到了应该正视及解决的时候。自1999年以来,全国各地大学高速发展,最明显做法是大兴土木建设硬配件,为了达到规模宏伟、科技赶超世界水平,于是不理自己的偿还能力,一味从银行及其他方面借贷来完成这种目标。
建大学城已经成为一种标识样榜,目前全国各地已有多处大学城:广州斥资120亿元,建了占地43平方公里的“广州大学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等城市廊坊也斥资50亿元建立“东方大学城”,南京则有两座大学城,一座投资59亿元,占地70平方公里,另一座投资40亿元,占地30平方公里。建大学城涉及庞大的融资问题,大学城建成之后必然背上沉重的债务,而大学城收益又无法支付这些超量融资,于是,各出奇谋,各寻出路的奇招怪法便充斥在各高等学校之中,目的只为了大兴土木赶出形象弄出政绩,因而常常造成两方面颇为严重的后果:一是来自银行对大学贷款的追讨,二是来自建筑公司以及其他物料配套公司的追债压力。这两方面后果令大学必须从有可能获得利益的渠道搜刮金钱予以填补,于是直接造成了不少不合理的措施不断滋生。
治标不治本
扩张必然牵涉到资金问题,尤其是那些新建立的高等学校,借贷额更为巨大,如何偿还这样的贷款,恐怕连决策者也没法作出详尽策划。这其实是一种受到浮夸作风影响的做法,不少新上马大学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硬配件达到国际水平,便可以在形象上拿足分,令求学者闻名而主动走进来。但结局却不是他们所估计的那样,求学者看的依然是学校的质素和声誉,清华、北大这些著名学府依然门庭若市,新建立的大学却落入招生额经常不理想的困境之中,然而,需要垫付的硬配件建设的银行账目却越滚越大,背上的债务也越来越沉重。
发展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希望藉大学生数量提高,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有两方面的不正确因素却一直支撑着大学走发展高速道:
第一,庞大的教育开支被当作刺激消费的方法,基建、师资、配套设施则被认为是令社会各方面受到带动的力量,这样的看法显然浅薄且短视。
第二,认为让更多中学生走进大学校门,除了可以令他们获得高等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纾缓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劳动大军越滚越大。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积极意义,但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到隐藏的危机。以第一方面内容来说,建校可以促动一时经济剧动,但因为资金是建立在借贷上,潜藏的危机很大,欠债无法偿还的结果是诉讼增多,矛盾加剧。
第二方面的内容只不过是推迟就业压力而已,当这些暂时纾解劳动压力的情况到了大学生纷纷毕业的时候,其冲击波会更大,因为他们挟着的已不是中学学历,要求和胃口也随之改变,近期社会出现的不少高学历者迈不过中低档职业门槛的人便是一个例子。
陷严重误区
为了解决偿还贷款压力,不少大学开始走一条错误的道路:扩大招生,提高收费,藉此希望尽快推掉高筑债台。也即是说,他们把高等教育当作一门生意来经营,但是,拿得出昂贵学费的学生未必是为了寻求知识、提高学识的人,拿不出昂贵学费的学生则只能站在高收费大学门外兴叹。这是大学办学的一种最致命误区,办学而不由衷,缠上经济包袱而不得不以商业运作方法解决,最终失误的就是那些有学习资质而没有金钱背景的人。
自从国家实现宏观调控之后,高等学校的“大跃进”现象才得以收敛,但同时却诱发了银行因为担心坏帐增加而不断向大学施加压力,希望收回贷款的情况。对高等教育的忧心,显示了现在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是时候作出政策调整,尤其是以庞大贷款建立新大学的问题必须及早制止。不管最终采取哪种方案,认真评估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已显得十分紧迫了。余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