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去年内地女博士生在香港行贿被所在大学的教授检举到廉正公署一样，那两位课程论文涉嫌抄袭的北大学生，也被广泛认为“太倒霉”———栽在了老外的手上。做作业从网上找现成答案，同学互相抄袭这样的事，不要说在大学里，就是在中学、小学都十分普遍，有些时候，还是家长帮助孩子一起把作业“搞定”。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大家似乎忘记了抄袭是涉及人格、品德的行为，是比作业没有完成还严重的事。在国内，老师对此类作业抄袭已经习以为常，多半不会为此就上书学校相关委员会。大家往往也认为，只有发生在出版图书、发表论文、撰写学位论文、考试等与利益关系十分密切的事件中的“抄袭”，才可以定位为“抄袭”，加以追查和惩处。如此定位，其实纵容了学生从小养成不诚实的品格，他们不以抄袭为耻，甚至以会抄袭而不被老师发现作为炫耀的“资本”。在国外大学，无人监考的考场，没有学生会交头接耳，东张西望。而在国内，即便多人监考，学生也想方设法作弊。

    发展到眼下，考试作弊被抓，学生纷纷把矛头指向考试制度、指向监考老师。对于图书、论文抄袭，也见怪不怪。前不久，一高校学生因作弊被开除，把母校告上法庭，居然得到很多媒体的同情，认为学校剥夺了其受教育权；最近，复旦大学处理三起学术不端，而就在复旦同学中，有人认为处理太重，还有学生为当事人求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耶鲁大学教授为我们上了重要一课，这一课比其所上的《生物进化学》更重要。他告诉我们的教育，要关注人自身的“进化”，不要一心只关注功利性的成绩，而更应注重受教育者人格的健全发展———这种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身体力行的影响、循循善诱的引导、奖罚分明的管理；这种教育，也不仅仅是依靠学校就能完成，而应该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步进行。（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