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闻过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左右，但高增长似乎并没有带来高就业，前日，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承认，因为经济结构升级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业弹性系数处于下降状态（详见本报昨日A6版）。

　　如果两个企业同时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个能够创造亿元产值，但该企业因为科技含量高，就业人数非常有限；另一个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吸纳人数非常多，但是产值可能并不高。地方政府如何做这道选择题呢？

　　国际上考察宏观经济环境有四大指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如何排序，蕴含了不同的政策思路。在不少国家，首先是把就业排在第一位，而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看重的是经济增长。

　　中国就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上述选择题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即或在淡化GDP考核的今天，其实仍是一种不存在的假设，因为他们更看重产值的高低。

　　其实，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就业还是社会稳定之基。因为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关联度最高。既然高增长低就业，就更应该强调就业优先。但对于东部许多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而言，还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在就业率的考评上，主要是看户籍人口，而没有对它们在吸纳外来人口就业上的贡献作出应有的评价。由此出发，许多大城市才被迫出台对户籍人口就业倾斜的政策，对一些外来人口就业领域加以限制。

　　令人深思的是，一方面经济高增长下的低就业，就业的弹性系数在下降；另一方面，近几年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全国个体工商户的户数也在下降，我们知道，城市个体工商户一定程度上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这就充分地说明：如果把就业优先摆在第一位的话，就更应该思考如何采取更加有利于改善就业环境的宏观政策，由此扭转高增长低就业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