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五四”的文化变革产生的文化领袖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虽然对传统都有愤激之言，却都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最有影响的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他们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观念是“五四”思潮的先声。当思想史进入“五四”阶段，严、康、章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而梁启超则奋力追赶时代风潮。

当时的风潮若惊雷迅雨，十年前的“另类”，今日便成为“老朽”，梁启超厕身其间，可谓两岸渺茫，被时人讽为“多变”。1929年，梁启超以57岁之龄逝于北京，当时的舆论界甚为冷淡，吴宓事后表示了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之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对吴宓那代人来说，并非是夸张之语。鲁迅说自己在少年时受过严复的感召，而胡适说严复的文章太古雅，还是梁启超的影响来得直接。梁启超本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贤，他当时创作的简明、激昂的文言文章，是一时代之文体，气势恢宏。据左舜生回忆，他少年时与一位同学读一篇两万四千余字的梁著长文，以至涕泪交加、抱头痛哭。“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胡适语）就这样，梁启超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个人自主的观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情感。

说梁启超“多变”，一般是指政见。晚清时的维新运动，使年轻的梁启超声名鹊起，时康、梁并称，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见与新起的“革命派”对立，陈天华的蹈海多少与他有点关系。但无可置疑，他是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者，是西方宪政学说的严肃研究者和讨伐积极传播者，辛亥革命后，他是政党政治的实践者，也是讨伐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军事行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五四运动的发生也与梁启超有莫大的关系。几经政坛沉浮，梁启超最终还是退出政界，专心于学术领域了。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于历史用力最勤，发宏愿独著一部《中国文化史》，未竟而殁。这本是梁启超最适合的工作，他向来善于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这类的著作，后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奠基石，立意、见识极高。一般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这其中也该有梁启超的一笔，只是梁善综合，好高瞻远瞩；王善分析比较，求片言定案；梁贵通，王贵专。到了学术界愈来愈重视专家之学时，梁启超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以梁漱溟的说法，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绵历久远，是典型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式的人物。

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的特异处是感应迅速，并能发皇于外，乐于传达。顺便说一句，梁启超还是在中国最早提起马克思的人。他被人诟病的，则是急于致用，因此政学皆不能深入，可谓成也“心热”、败也“心热”。

梁启超自号“饮冰”，取的是庄子内热饮冰之意，只是数十年的“饮冰”，也未能凉了他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