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美国对中国仍然具备相当的吸引力，主要在于美国已较好地解决了强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不少国家、民族和文明所面临的两难是：以人民自由与权利的折扣换取了国家的强盛，但不易持久；或者是内部广泛地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但国家政府与利益却变得寄人篱下，受到损害。

而历史的教训（譬如前苏联的教训和目前伊拉克的情况），似乎更倾向于显示，强盛应重于自由，因为没有强盛，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实现民主自由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增进国家的独立、强盛和实力，而不是局限在某些传统知识分子“为了自由而自由”的浪漫意念和操作。

张骞出使西域

往事如烟，今年恰逢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以及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辞世30周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完全可以说以上三巨头是与自己燃起的十年文革烈焰同归于尽。

但对于“文革”的反思，还比较极端地处于要么就事论事，要么淡化忘却的阶段。更有所谓“新左派”，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和文化新问题，竟幼稚地鼓吹“应再搞一次文革”。

抛开对“文革”发动意念的庸俗或纯意识形态化解释，笔者以为今天仍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是当年文革所面临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一个新体制在推翻旧体制并建立起自己的发展平台后，便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不断保持激发自身活力和先进性的问题，防止陷入腐败堕落、官僚低效、滥用权力、僵化自封，落得失败以终的历史怪圈和悲剧，并因此导致整个国家民族走向厄运与劫难。

文革的发动者，是在极富洞察力地捕捉到以上苗头和危机后，却不幸为之开出极端错误的解决药方，导致南辕北辙的荒谬结果。值得指出的是，文革期间，中国的国力不盛，自由受损，但国家意志依然强烈，在涉外交往和冲突中尽占上风。

应在民主和强盛间寻找张力

文革结束后，却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再次把目光投向过去“五四”式的民主与科学，以及目前民主自由的美国和西方。而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则干脆对自己采取了极端的“休克疗法”，原封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

但激进作风所产生的“双刃剑“作用，已在今天充分显示出来：即一方面推倒了过去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却损害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综合的后果，是使自己成为所谓“二流民主国家”。

中国和俄国这样的世界大国，一旦堕落成“二流国家”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因为世界大国不仅要自我发展，而且也要传播主流文明，还须对区域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和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流国家”可能提供小农和中产阶级式的自足，但绝对不会具有广泛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也不会具备真正的国际利益和尊严。

于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要民主，更要强盛，民主的终极目的必须是有利于强盛。大国也必须有智慧和勇气，在民主与强盛之间寻求建立可靠的“张力”，否则就会异化成某种二流的堕落和放弃。这一永恒的真理，对目前正追求振兴崛起的中俄等国，应不乏深刻的提醒和启示。